2025年9月24日傍晚时分，得知俞老师在巴西不幸遇难的消息，我呆坐了很久都缓不过神来。当时我正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区的小城出差。面对着窗外山边的夕阳，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我刚刚进入北大城市规划专业读书的时候，俞老师是学院里被寄予厚望的海归青年才俊。据说俞老师本来有意入职清华大学，经过周一星老师的劝说转来北大，才有了我们后来这段师生缘份。本科三年级结束，我很幸运地得到暑期跟随俞老师实习的机会，参与了台州生态基础设施规划项目。那个夏天塑造了我对城市规划这个行业的认知：城市发展与保护自然并不冲突，好的规划应该与自然为友，因时相地、顺势而为。在俞老师的大力倡导下，台州市拆除了混凝土修建的防洪堤和快速泄洪通道，修复了沿海的红树林和湿地，开创了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洪水挑战的先河。

进入研究生阶段，俞老师帮我打开了另一扇通向新知的大门——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彼时，国内的遗产保护范畴基本还局限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历史遗存，对于如何对待废弃的工矿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周边环境，并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俞老师带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在北京的首钢厂区、上海的第三钢铁厂、后滩船舶修理厂地段开展了深入的调研和评估，为后续的城市更新方案打下了基础。如今，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和俞老师设计的上海后滩湿地公园，都成为充满活力、广受市民喜爱的公共空间。

离开北大后，我到俞老师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城市波士顿继续读书。刚到美国的那个冬天，俞老师来哈佛讲课，在繁忙的日程中抽空邀请了我当时的导师Michael和大师兄黄国平几人小聚。这张照片也成了俞老师和我为数不多的几张珍贵合影之一。

毕业之后我到国际组织工作，因为没有留在景观规划设计这个行业，和俞老师的直接联络不多。但每次从媒体上得知他获得各种荣誉的消息，都以曾经是他的学生感到自豪。2019年，我和同事邀请俞老师来宁波参加一场国际论坛并做主旨发言，顺道参观了他主持设计的宁波东部新城生态走廊。却不曾想，那次分别，就是永远。

我时常感慨，俞老师是如何把理想主义者和实践家这两个特质完美融合到一个人身上的。他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们做学生的望尘莫及。关于俞老师的成就和贡献，我相信历史和时间自会评说。对于我而言，他不仅是传道授业的老师，也是一个鲜活有趣的人。想到十几年前的夏天，他和我们一群学生坐在台州的田埂上吃西瓜；又或是在顺德某个村落，俞老师的鞋子陷到泥塘里拔不出来，他索性笑呵呵地赤脚走路。这些美好的瞬间让我觉得俞老师并没有离开。寥寥数语，不足刻画俞老师壮丽的人生，谨以此寄托哀思。

学生琬丽

2025年10月于华盛顿特区